接着是一次开学报到，他来缴学费，顺便到勇鑫家电买遥控天线。那天，他背着一个灰灰白白的“中国旅行”包，交完钱就走了，去买天线。我去给饭卡充钱，却被告知卡被挂失。不知所措，我冲出学校，到街上，找到他正在买天线。他急匆匆地和我返回学校，搞清楚了才化险为夷。
父亲的第三次出场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出台实施的第一年，有我。学校让通知家长到学校领免收的学费，过期不候。我终于通知到他。那天中午课间时分，我们正在操场做操，这时我远远望见，父亲跟在刘阳的父亲后面，他穿了一件白衬衫，在艳阳高照下更显白。大概是没怎么扣好纽扣，吹得衣服往后飘逸，风度翩翩，好一个长风大侠。领回了一百多，他给了我十块，然后又抽出五块钱，让我给班主任老裴买包烟（我爸只抽恒通牌，一元一包，还赠送火柴一匣）。
第四次是05年哥哥结婚，十月初八，我没回家，之后他来给我送喜糖和品碗。他在宿舍里来回踱着步子，双手扣在背后，东张西望，好像是领导检查验收，然后念念有词，小心翼翼地说“好，好——”，令我费解。
之后父亲来没来过？不清楚，记不得了。只知道，有次他在公寓门前打死了一条小青蛇；中考结束是他来搬行李的，他把我床头壁橱里的东西悉数带回，其中包括舍友放那儿的几件衣服（十分抱歉，至今未归还）。
这期间有件事让我气急败坏。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十几块钱，他看到后，硬说是我偷的。我一气冲到后山上躲起来了，尽管下午就要上学，但我意已决，看他怎么办。山下亲戚邻居的呼唤我的声音绵延不断，我都不为所动。可没想到他竟然不反思检讨，反而大发雷霆，让北哥推出摩托车，载他到学校，说我不念了。只是天不作美，他还没启程，就打了一场白雨。我在寨子上，找了块荫蔽处躲雨。雨很快过了，山下没了动静。上学的时间也不早了，到学校有两个小时的路要走，我渐渐地半不情愿地往山下走。走到半山腰，我听到窸窸窣窣的动静，立马躲到旁边凹处观察。我看到老爸踉踉跄跄地往山上来，东看西瞧，在侦察。我知道他来招安了，让我去上学。
我在梓潼县城读高中，三年，父亲好像一次没有来过（？）。他背井离乡，“孔雀西北飞”，到新疆打工去了。高中结束的那个暑假，父亲在家修房子，我在城里陈叔家做家教。陈家人对我恩爱有加。后来，父亲和我带着一些农家人的东西去拜访，只能聊表感激。到了楼下，父亲显得有些拘谨。上楼，佘阿姨开门，我进门放东西，老爸讪讪地笑着，十分不好意思说：“我就不进去了。”我一怔，眼前的父亲蓝色的衬衫，灰色的裤子，一双绿色军胶鞋，我突然发现父亲一下子老了许多，甚至有些瘦小。尽管我和父亲仅仅是门里门外一步之遥，却好像隔着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
到济南上了大学，山高水远。回家的时间只有寒暑假，见到父亲的时间更少了。长年在北方的工作，饱经风霜，他有了戴帽子的习惯，总是顶着一个黑不溜秋的鸭舌帽。长年烟酒的腐蚀，他沉闷的咳嗽总是接二连三。寒冬腊月，总是里三件外三件，穿得像个襁褓。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在十一教昏昏欲睡，突然来了个电话。接通是母亲。无意间母亲提起我爸明年继续去新疆打工。我听了，很激动，父亲还要出去打工。那个地方充电都只能靠发电机，半个月才能吃一回肉，距离最近的集市街道有两个小时的路程，父亲只是说“挨着苏联”。挂了电话，我进教室，想推算出父亲的生辰八字。我只知道他是十月初十，属羊。生日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他，想说点什么。母亲接通了电话——父亲除了打谷机、玉米脱粒机、手电筒等难以操作其它电气设备，对手机等高科技产品更是敬若神明。他连电视都看不懂，总以为穿白衣服的都是演的好人，穿黑衣服的都是坏人——把手机递给他，父亲接过手机，好像手里握着手雷，说话有些激动，显然不是生日的喜庆，一如往常，张口唐突一句：“喂，肖方军，咹，莫得生活费了嚎？”一句话说得我哑然。不解风情，“对牛弹琴”只好无疾而终。可是去年过年给他照相的时候，他却像小孩子一样腼腆，还一把抓下头顶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