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变了，变得现实了，出乎我的意料！”芳芳如此跟我感慨。
“也老大不小了，该现实点了不是吗？天下无如吃饭难，我都觉得我觉醒得太晚了。”
“比我预料得要早得多。”
“哦？那你觉得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现实起来？”
“死期到了的时候。”
“呵呵，再不现实点儿，我的死期也真的马上就要到了！”
芳芳说得很平静，我则带着一种戏谑的沉重。俩人如此寒暄几句，便再找不到可谈的话题了。因为疼惯了，疼怕了，我便不敢再多想，姑且将这件事闲置，倒头睡去。然而胖子不饶人地发短信说，寒假里他顶着中国客运的压力，从武汉回到太原，又从太原转至太谷，去看望我们可恨的王老师，结果老师忙得理都没理他。开学前又转至太原，看望芳芳，结果她扔下他一个人涮火锅吃。胖子说：“人家都忙得要死呢，连星期天都没空。就咱们这些上学的人闲得蛋疼，谁待理你啊！”
如此一刺激，便忽又忆起关于芳芳的种种美好往事，深感于时间和空间力量的伟大，一眨眼，曾经那世界上最浪漫的事都付之云烟了。嚼着眼前冷冰冰的现实，不由悲从中来。
在芳芳的眼中，我似乎永远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中的两年同班同学，我很少很少和她搭话，甚至可以说很少和女生说话，所交往的只是座位旁边的几个有限的女生。我的全部注意力都疯狂地集中在暴力的篮球场，苦涩的书山题海和无法自拔的暗恋中。真正的孤独正是那种不关注外界，不关心身边的人，不敢正视内心的骚动。如果一定要我对身外之物之人发表看法，不外乎嘲讽、鄙薄、本能地排斥。及至毕业后很久，有几个女生告诉我那时对我很有点意思，我竟然毫不知情。每个人都深知我有一个习惯，每逢下雨，不管大雨还是小雨，我下课后总要走在雨中，双手揣兜，一动不动地淋着，上课铃一响，抬手抹一把脸，狠狠地转身回去。他们所不知道的就是我那时候的心里到底在想着什么，因为我自始至终都不说一句话，那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沉重和悲哀。
及至高考过后，阴霾散尽，暗恋的人远去，一起打球一起扯淡的朋友远去，天缘凑巧，我和芳芳竟然还在一个班内复习。那时的心与其上像他们所说的“鼓足勇气，背水一战”不如说是沉沉的堕落欲望。我纠结了胖子、芳芳、小琳子等一批过去的同学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开辟了一块根据地。不管老师如何调配座位，我们永远守在最后一排不动，实在不行就从左边的角落换到右边的角落。在那些角落里，开始我们堕落的狂欢。就在那片专制的暗角里，我们每个人都炼成了神：胖子是吃神，我是睡神，芳芳是歌神，小琳子是骂神，骂完胖子“个死胖子”骂我“个死疯子”。
当然，关于那个每逢下雨天淋雨的习惯我是没有改，不同的是，以前淋完了，甩一头湿漉漉的长头发进来，等待着自己干；现在则是要芳芳给我一下下地梳理成大背头，油光闪亮的。然后扯一长条卫生纸，往那脖子里一挎——发哥。我则很配合地往嘴里咬一根火柴，卷起书凑在嘴边说：“给大家来一首《上海滩》。”于是旁边的人有的欢呼，有的嘘声不断，好学习的人则干巴巴地瞪我们两眼。如今头发短了，再没有别人给梳，自己也懒得梳，关键是再梳也梳不出当初的热闹。
芳芳体寒，冬天不管身上扎裹多少衣服，手上戴多厚的手套，来到学校的时候那手指头永远都冻得通红，所以她每天来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来，脱了手套，哥哥我给你暖手。”一把拉过来，边揉边哈气。嘴里还不停地扯着一堆又一堆没用的屁话。我下午会去跑步，回来之后，倒一杯水，坐在台阶上晒太阳，看同学们踢毽子，踢足球。不跑步的时候会去打球，一次打完了很累，就说：“来，给爷我按摩按摩。”她就屁颠屁颠儿地开始了。后来不用吩咐，常常主动地说：“爷过来，娘们儿给你按摩按摩。”这个时候我们也能不羞不臊，就叫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