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时搭最后一班公汽到自家楼下。
道旁路灯一样还是偶数开灯，也可能是奇数。一样的色调。路灯下地垃圾桶旁也永远是一地散乱的夜宵盒子。我把那个用了五年的笔记本电脑包夹在腋下，腾出双手将早已无法成型的西服裹紧一些，埋着头专心躲闪被吹散了的餐盒。
突然就想到这班公汽的师机，记得他从我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上班开始就一直在，除了周日，我每周有六天晚上搭乘他的晚班回家。他一直是寸头，脊椎和我一样弯曲弧度很大。没有听他和谁说过话，即便本市新闻中常提到公交师机与乘客间发生口角的几率极高，在他身上也没有兑现。
我突然想不起他的脸来，乃至于怀疑他是一个老头还是和我一般大。有六年了吧，或者七年。懒得去计算和他见面的天数，可有一点，熟悉一个人应该不会需要这么多时间。
楼梯间的声控灯坏掉了两盏，其中一跑楼梯完全看不见，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坏掉的了，到也一点都不介意——即便剩下的也坏掉，我也能毫发无伤地到达家门口，并将钥匙准确无误插入锁孔，所有这一系列动作都已经顺理成章。
屋里灯还亮着，冷色调，大学时候的专业告诉我小空间需要亮一些的色彩才能增大空间感，避免导致压抑的感受，所以就武断地用了大量的冷色灯，而这也就使得房间似乎总是冷冰冰的。妻子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即使我进门也没能吵醒她。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幸我先回家，那么她进门后也一定发现有一具打着鼾的尸体趟在沙发上。
她没有打鼾，与尸体的另一个区别在于起伏的胸部。两个孩子的母亲的胸部只有母性的意义了，尤其是在与她朝夕相处了十二年的丈夫眼中。她一只手横搭在沙发靠背上，上臂由于靠背的挤压显得又粗又宽，可以看出其赘肉松弛的程度，头上包起头发的浴巾松了，一缕垂下来的头发卷曲而毫无光泽；拖鞋在大脚趾处会比较突出，似乎大脚趾要把拖鞋钻出一个洞来。我没有叫醒她，至少暂时不想，她皱眉的样子好像在梦什么——如果有梦的话。
孩子们睡得更香一些，我决定在门口看上一眼然后就退出来。她们和所有别的孩子一样，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别的，那就是：对于我来说，她们是我的孩子。
从喷淋里出来的水冰了些，我才想到妻子可能刚洗完。我打了一个激灵，这个激灵是我回家之后唯一的不同。这就够了。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师机的背影，想到刚才在楼下回忆他的脸的事。我敲了敲电子显示屏，确信表示温度的数字显示准确，随即就调好了水温。热带雨林里冒出的水敲在我头皮上的一瞬间，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感觉：我想不起我妻子的脸，包括两个女儿的，我闭上眼睛，在水撞击地板发出整齐的声音中安静下来，以便大脑专心勾画她们的样子，我告诉自己要放轻松，不能过于用力，不能犯忘记一个因为反复写了一百遍的字的错误。反复尝试之后，仍然无果。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才发现问题严重得多，我不再记得自己的长相了。镜子中那个一脸倦容，两眼无神的人竟然如此陌生。只有一个模零两可的形象存在在大脑的深处，在一个印象里。那个印象和我的妻子、女儿们在一起。
我走出卫生间时发现妻子已经不在沙发上了，洗澡的声音让她转移了阵地。在沙发上睡着是因为等我，我知道的。灯还开着，还是冷色调。这个房间的装饰早就没有一个准室内设计师的家应该有的样子了，塞满柜子和沙发以后，已经没有留下太多的空间。墙上唯一的装饰是一支牦牛角，那是我第二次去香格里拉时带回来的，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次我差点就放弃大学和父母的期待，留在香格里拉了。
妻子在我打开台灯的时候翻了一个身。
“今天还顺利吧”
“恩。你呢”
“顺利。早点睡吧”
“恩”
路灯从窗帘的间隙中间射过来，打在天花上，形成一个异形的阴影。我习惯盯着这个阴影，在研究它所呈现出来的灰色斑块中睡下。经过我的删减重组，有时候是一个局部夸大了的人头侧影，有时候是一个类似于四色问题这样的数学命题，也有时候是不代表任何意义的——至少在我彻底沉睡以前，并没有能将其构思出来。今天晚上我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这个阴影上面，回忆司机的面容、我妻儿的面容的事重新回到我的脑子里了。我不爱自己的妻儿吗，不，我爱她们，我绝对不会去怀疑这个问题。我对公汽师机有成见吗，不，我也爱所有别的人，我希望他们都幸福，所有人。这是我大学时候就形成了的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