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号是奥运会开幕的日子，我在火车上；8月13号是闭幕的日子，我依然在火车上。不同的是，一次是放学归家，一次是支教离家。运动员们远离祖国奔赴异乡摘金夺银之日正是我栖家之时。也许家的另一层定义只是一个港湾，既然是用来休憩的，就注定了水手们要一次次重新扬帆起航。
下午5点半的火车，31个小时后，于凌晨40到达目的地玉林。妈妈“不经意”的一问，我撒了个幼稚的谎，“30个小时就到了，同学会在车站接我的”。心细的她绝不会放过任何和我有关的细节，“30个小时，那都快到半夜了呀”。无奈的我只好硬生生的将30个小时（其实是31个小时）四舍五入成了29个小时，才骗得她的稍许安慰。
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既然决定向父母撒谎就要从头做起考虑周到，其实我本该说，“只用25个小时就到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就像每个儿时或长大的孩子都会向父母撒一些真实或是善意的谎言一样，父母们不是也有很多经典的谎言吗？“我是从哪里来的？”“额……捡来的，从**马路旁捡来的（说的还真是有鼻子有眼呢）”
渐渐长大，我发现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大体上成两种发展趋势。其一，这种关系日渐冷淡。很有可能是子女的主动撤离所致。子女会发现爸爸妈妈观念保守、啰嗦、固执、难以改造……于是就看破这层关系的“红尘”，一走了之，并且冠以“不惹父母生气”美名。其二，关系日渐亲昵。多为子女的主动接近或者改造的结果。子女清楚自己眼中父母的种种“缺陷”，很多甚至无法改变，但是亲情难割，孝字当头。仍然借一己之力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无法改变的。毕竟谁都不愿看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剧。
父母的保守、啰嗦，甚至固执其实都有据可查。大部分人的衰老都起始于跟不上时代的速度，而父母的落伍则起始于有了子女后对安定的渴望。说到底，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他们的负担。有一次，我打开妈妈手机中的短信，发现仅有的8条来信名称齐刷刷地写着“10086”，而内容则毫无例外的显示着话费余额。我再次认识到，生于农村，活于农村，又将老于农村的父辈母辈终将与电子按键无关。纵然父亲的双手再有力，也掌控不了那盈盈一握的鼠标，纵然母亲的针线活多么细致，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编制一条完整的短信。不论是全球化的冲击还是信息化的洗礼，都将无法改变他们农村原住民的身份，管你世界是圆的还是平的，那与他们何干？
同很多身为儿女的人类似，在无解面前，很多时候我采取沉默的执行。妈妈非要在我的内裤里面缝上200元的保命钱，我笑着说，您缝吧；妈妈要我上火车后，下火车后，上汽车后，见同学后分别给她打一个电话，我说好，我这就去多充点话费。她又不情愿地说，那发短信也可以；在她13号这一天第四遍对我重复着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广西有很多传销，你一定多长个心眼儿，记着也告诉你们同学一声”时，我最终还是有点憋不住的回敬了一句，“妈，你不是看过那本书了吗？卡内基说，‘唠叨是家庭的第一杀手’。”
很多时候，我很想试着解释他们的种种做法。缝“保命钱”，大概是他们那时候并无用钱包的习惯。就像在我告诉她第一次买了钱包之后，她竟然说，“你有多少钱，钱包装什么呀？（在他们眼中，钱包貌似是富人的象征）”，我只好百般无奈的将钱包极力解释成了一个卡包。不停要求我打电话，大概是很多独子母亲的通病吧。母亲们最大的失败，是期望自己的子女成功；最大的危险，是期望自己的子女平安。至于唠叨这回事，就像现在的中国人往上数三代90%都是农民一样正常。
在前往车站的路上，我终究还是“幸运”的发现了自己落在家中的一双鞋，是妈妈——除了她还会有谁——义无反顾的做起了和时间的赛跑。看着她转身下车的背影，我突然害怕假如她赶不上看我踏入车厢的一幕，我岂不是要等到明年才能再次见到她。我已经无法给他一个完整的暑假了，竟然又将一个属于她的完整的离别给剥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