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人”

□墨未浓

清代小说家李汝珍在长篇小说《镜花缘》里写了个两面国，里面生活的都是“两面人”，他们平时“个个头戴浩然巾，却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脸”，正脸“那种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令人不觉可亲可爱”。一旦掀开脑后的浩然巾，就露出了“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横肉”，狰狞可怖。

故事纯属虚构，但小说家是从社会生活中获取创作灵感的。回顾历史，稍加注意，便会发现，许多贪官污吏、乱臣贼子都是两面人。秦朝蒙君惑主的赵高，唐朝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宋朝里通外国的秦桧，明朝一意媚上的严嵩，清朝擅长逢迎的和珅……表面上都冠冕堂皇，私下里却卑污不堪。

顾名思义，两面人就是有两副面孔，一张阳面，一张阴面，一张脸在人鬼之间不停地变来变去。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借助假面具攫取权位，在行动中不时地“变脸”。如《红楼梦》所说：“台上握手，台下踢腿，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脸上一脸笑，脚下使绊子”。

这种人前一副面孔、人后一副嘴脸的行径，有很强的隐藏性和欺骗性。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巧舌如簧，善于抓住各种有利时机，将廉洁与腐败、赞美与诋毁、阳光与阴暗，有机结合起来，破坏性极大，尤其是手握大权时。

安禄山曾当面叫唐玄宗干爹、叫杨贵妃干妈，极尽奴颜媚骨，背后却要夺其江山，要其性命。他一手制造的“安史之乱”，使号称“开元盛世”的大唐，从此一蹶不振，那个“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绝代佳人，落了个“宛转蛾眉马前死”。

两面人并没有因历史已成为过去而消失殆尽，翻看近年查办的大要案，会发现不少腐败官员扮演了两面人角色。他们表里不同，言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人前人后两种表现。在台上慷慨陈词，一到台下便与狐朋狗友聚会，包二奶，养二爷，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蝇营狗苟，欺世盗名。群众说他们：台上是孔繁森，台下是王宝森，见领导是和珅，见百姓是泰森。

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曾对“圈内人”说：“我在会上讲的是说给人听的，咱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某县县委书记因贪污受贿被判刑16年，一位老领导说，他是我接触的26任县委书记中，讲廉政最有水平的一个。

鲁迅先生说：“国人惯于把做人与做戏混起来，在生活中也演得很卖力。”做戏是一时的，戏演完了还是普通人，并无害处。做人的假面孔被涂以正人君子油彩，丑陋就会裂变为美丽，肮脏就要转化为洁净，低贱就能升华为高贵。一旦成为人的主观意识，人们就会见怪不怪，产生耻感麻木。成为横在党与人民之间的“隔热层”、寄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败坏公务员队伍声誉，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产生两面人的主要原因是：信仰缺失，一个压根就没有信仰的人，私下的表现与公开场合使用的“脸谱”肯定不同。管理体制存在缺陷，一把手权力高度集中，当一个人权力至高无上时，他就是制度的破坏者。与官场氛围也有关系，一些地方民主严重不足，个人独断专行，属下命运掌握在领导个人手里，一些人为了仕途，曲意逢迎，扮演两面人。

根治两面人，下文件提要求远远不够，靠道德自律也很难。要把权力牢牢锁进制度的笼子，分散个人权力，实行硬性制衡，不给两面人任何表演舞台。强化监督机制，扩宽举报渠道，增强识别能力，不为假象迷惑，让两面人彻底暴露在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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