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这是狄更斯留给后人对这座折叠在字里行间的城市的诠释。
《双城记》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这里的一个“双”字，充满了冤狱的落拓，爱情的动荡，革命与复仇在必然性和不理性中的交织层叠。狄更斯也曾经因《双城记》获罪，原由是他反对特权阶级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罪恶，又对第三等级变本加厉的复仇方式提出指责，小说的政治性和戏剧性结构同时遭到谴责。然而，这无法阻挡它最终成为经时代的经典而永恒。在社会中，永远存在富有的人，他们享有金钱、精神、特权的富有，他们被叫做权威，如狄更斯所说，如果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事物，那么事物就一定是最好与最坏的。与此并存的便是各方面都极为贫穷着的人群，他们被压抑，被激怒，被榨取，直至被革命被反叛。之所以称之为被革命，是因为事件的由头并不是贫穷群体本身，而是他们与之悬殊的权威阶级，是一个时代的最终落脚点。革命之后的革命者便成为权威，打着各色旗号重复着杀戮与歪曲，于是，这座有着双重属性的城市永远存在，其中的爱恨与光辉也永恒地被传承，无论于任何时代，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最好、最坏、最智慧、最愚昧、最光明、最黑暗，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因为贫富悬殊永远封闭地存在着。
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和国家，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这无法丈量的悬殊，它存在于阶级之间，存在于现实和历史，也存在于梦想中。
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三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9％，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如果以每年收入只有600元人民币计算，中国的贫穷人口有三千万；如果年收入增加到800元人民币，那么中国的贫穷人口达到一个亿。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的不平衡。
贫富的悬殊造成了完全极端的人生，横与纵，史与今，这种差距的存在有着既定性和令人惋惜的无奈。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悬殊中，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悬殊中。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多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了不同的时代里去。
普鲁斯特曾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写道，“当现实折过来严丝合缝地贴在我们长期的梦想上时，它盖住了梦想，与它混为一体，如同两个同样的图形重叠起来合而为一一样。”这就是现实的残酷性在精神领域对人的压抑面，而决定对折后剩余形状的，依旧是你生而注定的贫穷或富有。
然而，狄更斯说：“世界有阴影，但光明在对比下现实出它的更强大。”所以我们路过贫民窟时仍能听到真理在呼喊，就如同《双城记》中卡尔登这个角色的存在，让我们能去相信，花只有—点元气，在孤崖上也是要开的。
一座同样的城市，对于不同的人，可以是圣地抑或炼狱；一个同样的时代，对于洪流中的行走者，可以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也可以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我们无法言说，我们看似拥有一切却一无所有，智慧并且愚昧，希望与失望覆叠，盛而有落，周而复始。你们，是你，也是我，是这个时代中的芸芸浮生，而这个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